摘要：改變移民政策，接受知識移民才是立即的解決之道 我們的移民政策比較嚴格，深怕會影響台灣人的就業，所以以前的移民主要是外配，而外籍新娘其實對台灣這幾年新生兒的貢獻，勞動力的提供都有極正面的意義。 ...

作家木心的詩裡說：從前慢，一生只夠愛一個人。

後來一位老人在領糧時昏倒死亡，軍醫解剖後發覺其胃空無一物，可見是餓死的。為了鼓勵墾荒，開發者到處尋水源、覓沃土，漸漸發展成六個殖民地和一個北領地。

還未偷到東西只是意圖行竊的，也判流配七年。原為自由民的獨立小耕農已無地可耕， 租地佃農也逐漸消亡。那邊環境也好不到哪裡去，糧食吃光了，只好就地取材，捕殺海鷗充飢。小自耕農原本依法可在公有荒地上放牧和撿柴的。每當飢腸轆轆，忍不住就會重施故技，偷取食物。

因為判刑七年以上才夠流配資格。）而自1788年至1868年被遣送來澳的流犯總共高達16萬8000人。因為信任，所以可賦予執政者某種行動自由，無須不斷考核與監視。

環繞監控高塔設置的牢房彼此嚴格隔離，囚犯無法交談。但是在非透視性中，卻沒有中央之眼，沒有中央主體或主權。」藉著精心設計的機關，喚起不斷受到監看的錯覺。施暴者與受害者是同一個。

邊沁的環形監獄計畫，主要出於道德動機或生命政治動機。監控無法簡單就取代那建立自由行動空間的信任：「人必須相信、信任他的執政者。

透明則會拆卸權力的保密範圍。」布希亞一九七八年在《真實的臨死掙扎》中寫道。」布希亞當年還不認識數位網路化。「透明創造信任」，事實上應該叫作「透明銷毀信任」。

這種關於自由的論證，同樣奠基於監控社會。以前在客觀空間（文藝復興的空間）裡，要擁有專制目光的絕對權力，先決條件仍舊是透明。執政者若沒有這樣的自治權，實際上將會寸步難行。當監控社會的主體不是因為外在壓力暴露自己，而是出於自我需求，亦即並非害怕必須放棄隱私與親密領域，而是想要不知羞恥地加以展示時，監控社會就圓滿形成了。

不過，唯有形式日漸極端的永久監視，才能達到彼此透明的結果。即使缺乏認識，一樣可以行動。

強制透明，如今不再是清楚的道德或生命政治命令，主要是經濟命令。數位環形監獄的特殊性主要在於，住民展示自己、揭露自己，主動參與監獄的建造與維護。

今日的監控社會擁有特殊、一覽無遺的透視結構。牢房的牆壁也防止他們看見對方。數位環形監獄不需要透視光學，所以具有效率。每個人都應該被他人看見，受到他人控制，連隱私也不能保留。大聲疾呼要求透明，正足以表示社會道德基礎脆弱不穩，誠實或正直等道德價值逐漸喪失意義。這就是它建立權力結構與控制結構的透視性。

自我剝削比外來剝削更有效率，因為伴隨著自由的感覺。人若過度曝光，會產生極大的經濟效益。

他們在看得一清二楚的市場裡展示自己。偷窺癖與暴露癖將網路滋養成數位環形監獄。

現在我們一定會發現，與他對時代的診斷不同的是，我們目前並非經歷環形監獄的結束，而是全新非透視環形監獄的開始。根據邊沁的見地，一覽無遺的透視控制首要期待的效果是「道德得以重整」。

色情的自我展示與一覽無遺的監控於是逐漸融合。他藉此盼望一個「透明的社會」，所以他推舉無上命令：「若我們反過來也拿到手電筒，照亮任何人，我們可以忍受生活不斷暴露於審查下，攤開自己的祕密嗎？〔……〕」布林的「透明社會」烏托邦，建立在消除監控的限制。這種全然的監視，將「透明社會」降級為沒有人性的監控社會。所有會產生權力與控制關係的不對稱資訊流，都應該排除，因此必須互相照亮。

邊沁認為，讓囚犯感到孤單，才能達到矯正的目的。即使對他者一無所知，仍舊可以建立正面的關係，這就是信任。

布希亞還以電視這個媒介發展他的論述：「電視眼（Fernsehauge）不再是絕對目光的起點，透明也不再是監控的理想典範。規訓社會的典型機關，如監獄、工廠、瘋人院、醫院與學校，都受到這種一覽無遺的監控。

透明社會是猜疑與不信任的社會，因為信任消失，所以倚賴監控。其透明不是來自隔離產生的孤寂，而是過度溝通所致。

這就是監控社會的邏輯。功績主體不受強迫他工作、進而剝削他的外在統治機構所束縛。自我剝削比外來剝削的效率更高，因為它與自由的感覺同時間出現。不僅要從上監視底下，也要從下往上監控。

非透視的照透（Durchleuchtung），比透視監看更有效，因為可以從四面八方、從各個地方，甚至從每一個人那裡，把人照得透亮。他是自己的主人與老闆。

有鑑於監控技術日新月異，未來主義者大衛．布林大膽建議，要人人彼此監控，也就是全民共享監控。若是我事先什麼都知道，信任就顯得多餘了。

不同於邊沁環形監獄裡彼此隔離的囚犯，監控社會裡的住民連結成網絡，而且溝通密切。文：韓炳哲（Byung-chul Han） 監控社會 「我們經歷透視空間與環形監獄的終結。